我着重翻阅了吴晓东先生选编的沦陷区诗歌,感觉很有收获,在这里,吴晓东先生选入了一九三七年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沦陷后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期间的代表性诗人和诗歌作品,并撰有长篇序言加以叙述。我自己曾经在现代诗歌史方面下过相当工夫,出版过《现代派诗选》(一九八六)和《九叶派诗选》(一九九二)。我在《现代派诗选》的序言里说过的一些话,表现出对于沦陷区诗歌创作状况知之甚少的状况,因而论断过分简单。比如我说随着一九三七年七月后抗日战争炮声响起来,现代派诗与时代的要求之间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诗人从象牙塔里走出来,作为一股诗潮,它逐步衰颓下去了。虽然也提到诗人群的分化和重新组合,但根据纪弦所说“短短的黄金时代便告结束了,而今朋友星散,诗坛冷寂”,推论沦陷区不会有什么值得一看的诗坛景观,现在看了吴晓东先生编选的这本沦陷区诗选,才知道沦陷区诗歌也经历了一个由沉寂、萧条到复兴、中兴的过程,才知道以战前即已成名的诗人南星、路易士、朱英诞以及一批战后起来的年轻诗人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群体,占据了诗坛的主导地位,而且才知道在这些地区仍然延续着一股朦胧的独语的诗潮,同样,我在研究九叶派的诗歌创作时,着重研究了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与这个流派之间的渊源关系,然而却未曾去注意西南联大与沦陷区校园之间的对比与对照,甚至都不以为沦陷区还有校园诗歌的创作。看了这本沦陷区诗选,才知道,在沦陷区校园诗作曾经一度勃兴,在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以及北京大学先后创办了一系列文学杂志,培养了吴兴华、孙道临等一大批诗人。另外,长诗的写作在四十年代沦陷区成为一个高潮,出版了一系列“宏篇巨制”,以叙事性的突出而有显著区别于二三十年代新月派和现代派的抒情性。
总之,在以上几方面,沦陷区诗创作的被发掘,都填补了现代诗史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诗史脉络更清晰了。
我想,沦陷区文学大系的出版,一定会引起对于沦陷区文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兴趣,这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也将是对于我们既定文学观念的一个挑战。